《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1期发表了翁乃群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一文，作者说社会文化人类学者所指的全球化是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文化”或者“图像、人民、货币、技术，总之各种主体和客体”的流动这一全球社会文化体系。虽然人类文化接触古已有之，但至少只有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并且是在打破了国家界线、地区界线以致洲际界线之后，这种文化接触过程才被一些学者们视为具有“全球化”的意义。
二战以后尤其是6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者研究被称之为复杂的社会。近年来，他们也越来越关注全球性各种文化交流和互动的研究。拉美（或许是阿根廷）人类学者萨维里亚诺1995年出版了一本题为《探戈和激情的政治经济》一书。该书探讨了探戈舞的跨国变化过程。福斯特新近发表了题为《全球化时代美拉尼西亚人类学》一文。他建议通过将美拉尼西亚的各种社会关系与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网络相联系来研究这些关系的构成或重构，以推进美拉尼西亚人类学研究。而这样的人类学是需要运动的、多点的民族志研究，并使之既适应于探索和描述全球的流动，又得宜于保证通过对研究地的深入细致的田野研究去发现全球化经验的不同差异。
70年代之前，亲属制度研究一直是社会文化人类学者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虽然70年代以后对亲属制度的研究明显减少，但人类学界对这方面研究重要性的认识并没有减弱，他们在亲属制度研究中所涉及的对象和内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原来关注“原始”、“野蛮”、“无文字”、“无国家”族群的亲属制度以及稍后对非工业文明社会亲属制度的研究，转向对欧美国家本土社会亲属制度的研究；从原来关注某个社会文化亲属称谓制度在人类学亲属制度分类体系中的类别，及其在维系社会秩序的作用等方面，转到关注在日常生活经验中亲属制度的实践、理解以及它在社会性别、权力和社会文化差异上的意义，并在研究中更加注重其历史的变化。
80年代以来，有不少欧美学者的亲属制度研究进而涉及男或女同性恋，收养子女、代生母亲以及新生育技术下的亲属制度问题。宗教从来是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文化人类学主要关注的是诸如部落的、祖先崇拜的或其他地方性的宗教传统，而对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跨地区的世界性宗教并没有给予很多的关注。近年来随着社会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大大扩展和方法论的变化，这一情况有了明显的变化。社会文化人类学者越来越多关注这些世界性宗教在传播过程中如何和地方文化互动，并被赋予地方文化的意义。这些研究也充分表现了全球化背景下社会文化人类学文化研究的新动向。
80年代人类学界出现了对物质文化研究的关注。进入90年代，欧美社会文化人类学界出现了把科学研究视为人类的重要文化实践，把它纳入到人类学研究的范围。
《学术月刊》2000年3期刊登了周武的《论晚清驻沪领事和外籍关员》，作者认为，开埠以后，上海以其诱人的前景和惊人的发展速度吸引世界许多国家和政府的视线，世界各地的冒险家、商人和传教士等纷至沓来。整个晚清时期，上海共有20个大大小小的领事馆。
在晚清上海的外侨社会中，领事官员和海关的外国籍关员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职业群体。领事官员代表各自政府依法管理各自国家的在沪侨民，他们在租界的形成、发展和管理过程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租界的政治、行政、司法、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均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租界的权力很大程度上就掌握在这批享有治外法权的领事或领事团的手中；海关的外籍关员则是仅次于领事官员群体的另一个重要的职员群体，上海海关的重要性决定了这个群体的重要性，他们操纵和控制着整个上海海关，也操纵和控制着中国的一大经济命脉。尽管在外侨社会人口构成中，这两个职业群体只占极小的一部分，但他们肩负着非同寻常的使命，扮演着其他任何职业群体所无法替代的角色，即最大限度地维护欧美列强在上海乃至在整个中国的商业利益。
《外国文学动态》2000年2期发表了郅溥浩的《人为炒作还是现实潮流》一文，介绍了埃及女性作家的情况，作者说，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近十年来埃及产生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女作家。她们的年龄介于二十几岁到四十几岁之间。在埃及文学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同一代人中产生出这么多女作家。这究竟是人为的炒作还是现实的潮流？
青年女作家米拉尔·塔哈薇（她最近出版了一部引起争论的小说《紫蓝色的茄子》）说：“妇女受教育的普遍和权利的提高，社会的发展，给这一代女性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因此产生了一批有才华的女作家。我们这一代女作家没有碰到出版难的问题，因为报刊和出版社很多，足够容纳新人的声音；此外，社会也接受女作家，而不仅仅是男作家，特别是如果她们有不同于男作家的话要说。”
著名评论家苏克里·阿亚德认为，现在流行的女性文学的说法，是一种肤浅的说法。正确的说法是：是文学，抑或不是文学，而不管作者是男性还是女性，你在聚精会神地阅读时甚至可以忘掉作者的性别……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他说：“存在这一批很有特点的女作家不是什么秘密，也不是偶然的，它是世界巨大政治变化的必然产物，是女性教育程度提高的结果，这使她们中许多人上升到很高的职位，也是社会对女性观念逐渐改变的结果。这些给了女作家的信心，使她们写作和发表作品，给她们机会表达那些被认为是禁忌的事物。重要的是，这些写作对读者的积极影响有多大。虽然女性作品很多，但真正优秀的只是少数。关于批评家们忽视了‘女性文学’的说法是大大夸张了。这是女作家们认为自己在这一领域受不公正待遇的一种感觉。”
批评家、思想家马·艾·阿里姆说：“现在这一问题引起了比它的实际内容要大的关注。重要的是，要区分两个根本的东西：一是优秀的文学和平庸的文学，而不管作者的性别。这才是男性和女性的真正平等，即评判的标准是批评概念中的文学之美；二是作家不管男性还是女性要将他（她）的创作关注社会，表现社会的喜怒哀乐。”
《文史知识》2000年期发表了戴建国的《香料对宋代社会生活的影响》一文，作者认为，怀香握兰，由来已久。而香料国产种类不多，多赖外国输入，宋香料主要来自南海诸国，香料成为官家垄断物品以及士大夫阶层、有钱阶层的消费品。香料厚利，使香料在宋代经济生活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宋代儒学中兴，敬奉佛道，促进了香料在士阶层社会中的应用。崇尚理性自悟，追求心灵淡泊、仰慕文人淑士的清静雅趣，为宋代文士们所共同向往。佛道二教在宋代有了极大发展，佛道求神拜佛、烧香还愿、焚香念经，以求取静与诚，而这种静与诚，同儒家推重的诚心正意相通，出家的与未出家的，在焚香上达到一致，文士们尤其喜以居士自称，这些在家居士纷纷焚烧炷香，宽慰方寸，致诚取静，以得安闲淡泊心境。在芳气四溢、香烟缕缕中，学人雅士感受高洁清雅的风味。宋人不慕驰骋疆场，他们喜在斗室中沉思默想，感悟人生，关怀社会。斗室之中，焚香取静，蕴造空灵安逸的氛围，便于思绪的飞扬。
香料在宋代成为特殊的物品，它不仅在经济生活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而且在社会生活领域里产生深刻的影响。香料成为统治阶层享受、显耀的物什；香料又是通往进入统治阶层的一张通行证，揭示出宋代官僚机构的腐败，而这些表现出了宋代统治阶层励精图治精神的沦丧，宋代文恬武嬉，君臣赏玩奇香异物，正是这种享受之风冲淡了进取精神的张扬，因小而失大，造成了宋代长期以来积贫积弱的局面。总之，香料对宋统治阶层影响重在薰身，对士阶层而言重在薰心，于是形成了两种绝然不同的状况：前者是腐蚀，后者是陶冶。香料对于宋代社会生活产生的这种重大的影响，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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